然而在具体的制度和方法上，他的观点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论，包括司法裁量、目的解释、诉讼资格、政治问题原则、比较法在司法判决中的适用。
虽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它却有一批宪法性文件，其中包括《自由大宪章》（1215年）、《权利法案》（1689年）、《和解法》（1701年）以及其他一些由英国议会颁布的特别法案。同时，上述问题也显示出法的自然观/道德观以及它所假定的高级法原则的可取性。
第四，独立的、有权威的法官还有助于防止民主社会中集体意志的短期不理性和不稳定性造成严重后果。故此，分权必须与制衡相结合。基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制度安排（例如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政民主国家的法律的内容公正（实质正义）得到了基本保障。自由民主体制中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以及司法审查权的存在，意味着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我们所希望来统治人类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反映基本正义的法不是同一个概念。最后，要有效地实现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文化方面，需要公民具有对个人权利神圣性的认同，具有对侵犯个人权利行为的警惕，具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观念，熟悉依法捍卫自己权利的方式，等等。
他认为美国本身也不是一个公正的国家。事实上，自然法/道德法观念是司法审查的最好论证基础之一。发轫于19世纪末的新文化运动以采西学为号召，引进人权是其重要成就之一。
人权运动以自由派同仁杂志《新月》和著作《人权论集》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胡适无奈地表白自己只是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而告终。总而言之，皆在此权之中，各行其自由，不碍他人之自由是也。人权不仅不再包容皇权，而且将为维护一切专制特权而吃人的旧道德旧礼教旧价值送上了审判台。大革命时期打倒绅权的政治诉求适足证明，清末新政中绅权的扩张 和因此而形成的绅民冲突，经过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更加严重。
李大钊则主张民彝 ，推崇人民的权利和意志，反对北洋政府所倡导的尊孔复古运动，认为孔子是被历代帝王神化了的圣人偶像，是束缚人们思想的专制政治之灵魂。但无论主张反思激进、告别革命还是继续摒弃改良、讴歌革命，人们多关注于它们之间的断裂。
1903年有人写道自平等、自由、博爱、公益等名词出现于吾社会，老师耆旧既惊为创闻，引与为敌。仅此还不够，还需先开官智：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他寄希望于青年，满怀激情地讴歌青春，俾以青年纯洁之躯，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青春》）他笔下的堂堂七尺之躯，是昂头阔步面向未来充满青春活力敢于为发展燃烧自己的生命主体。因此，戊戌年的变法，甫发动便注定了后来的溃败。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然而，辛亥革命还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压迫人权的专制特权，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中山则指出：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1902年，他因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醉心共和政体有年，而为乃师斥为流质易变。
因……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平等还导致美德和知识的彻底衰亡，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一群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被彻底消灭，导致大众以大多数的名义实施着暴虐的文化专制，‘……士不悦学，人不知耻的现象，是惟有在民主社会才能见到的奇观。
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更谈不上人权。
就连曾经主张一心一意西化的胡适，也自称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并终身服膺之，死后还落了个新文化中旧道德楷模的名声。……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总体上看，史学界对人权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和它们（以及与人权有关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对这些形态在20世纪后半叶的影响，都还有待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群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权利重新而且更紧密地与责任、义务结合起来。这些都已经不是在争个人自由、个体的人权，而是代表劳动大众群体争自由争人权。论争中支持胡适、后来以《自由与人权》一书名世的张佛泉，反对将民治高高挂起，认为宪政随时随地可以开始。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人权的三种形态分别有其相应的实践，跟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息息相关。
戊戌变法之际仍坚持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并狡辩纵欲开议会其如无议员何 的张之洞，两年后也力主办议院，甚至主张州县长官民选，不过他所说的民只限于绅民或士民。近代人权的三种形态对当代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仍然有深刻影响。
一年后又有以宋庆龄为首的、专注营救政治犯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此后他又重回君宪派保皇党立场，将自由、立宪、共和一概视为冬之葛、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新大陆游记》），但在清廷覆灭以后则坚决拥护民主共和，讨袁称皇，遏张复辟，捍卫民国功勋卓著，为时贤所敬慕，为后人所瞻仰。
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类价值以对抗对其压抑的一种运动。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性命之权。正如王先明所指出的，新政时期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然日本人译卢梭之说，多名为天赋人权说。
陈独秀也谈到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跟上述在两代人权之间畸轻畸重相比，这种反民主反平等的主张，才是对人权的真正威胁。
一方面，绅权位于皇权、绅权、族权、夫权四大专制特权之列，有产有势的豪强士绅经常与专制皇权利益攸关。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即提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
其语义范围，不专用于政治上也。人权的闸门一经康、梁、严、谭等人打开，新思想的潮流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三阶段前后相续两两之间时间多有重叠。民之信官，不若信士之说。五四以后启蒙也没有停止，只不过重心从青年士子个人重新转向社会，从关注个人觉醒转向唤起广大民众。辛亥以后这一状况也仍然在延续。
实则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含有丰富的人权思想，对通过社会革命改善大众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许多精彩论述，平均地权（以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又是民生主义的关键）和节制资本几个字只是其浓缩。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人权与民主、人权与道德的关系。
第二种是说权利源自竞争，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梁启超），意即捍卫个人自主性有利于竞争，进而可以促进国家进化富强。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
甲午战败的震撼使这种取代成为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
